4. 隨著城市化進程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社會不復存在，我國進城農民工數(shù)量已超過2億人。這2億人的背后，有7000多萬他們的孩子，這其中包括跟隨父母在他鄉(xiāng)的1400多萬隨遷子女，5800多萬留守兒童，其中4000多萬年齡在14周歲以下。他們一邊連著鄉(xiāng)村，一邊連著城市;一邊連著艱辛，一邊連著希望;一邊連著昨天，一邊連著明天……

    農民工服務公益組織新公民組織總干事劉文華說：在首都北京共有300所打工子弟學校，取得政府審批的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學校屬于“非法”范圍，極其不穩(wěn)定。義務教育經費本來是國家承擔，但是大量未經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是享受不到這筆款項的，孩子都要繳納學費，這對收入微薄的農民工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農民工都能支持這些孩子讀書的。

    北京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房租便宜的城鄉(xiāng)接合部，這些地方的公辦小學涌入了很多農民工子弟。北京學生的家長面對這種情況抱有很復雜的心態(tài)。往往會想方設法地將孩子送入其他地區(qū)的學校讀書。“在一些城市家長眼里，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和打工子弟一起讀書的。”劉文華表示。

    一所公辦校的老師告訴記者，班上少數(shù)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更難以融入學生的群體，他們感到被老師、同學歧視，心理上壓抑，嚴重的有很強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內向，不容易與同學和老師溝通。而且，農民工子女絕大多數(shù)學習成績處于“弱勢”地位，也使他們在公立學校處境尷尬，部分人不得不選擇“高興進入，無奈退出”，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子女距離公立學校漸行漸遠。 一位農民工表示：“雖然如此，我也理解他們。如果我是一個北京家長，也不愿意讓孩子在打工子弟為主的學校讀書。”她認為，外來打工人員普遍生活壓力很大，在城市打拼已屬不易，在家中普遍對孩子缺乏管理，不經意間會形成一些壞習慣，孩子的學習狀況也不太理想。

    在北京東部將臺鄉(xiāng)雍家村的東北亞學校，記者看到一篇學生的作文，上面寫著：“我老是換學校，經常有人從車上下來拆我們的屋子，老師哭，我們也哭，什么時候才能安穩(wěn)地在學校里讀書。” 一個地方要被開發(fā)，往往意味著在那里蝸居的農民工就要離開，學校也會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遠更偏僻的地方上學。

    位于北京北五環(huán)外的奶西村，東北人崔克中在這里辦了一家名叫文德的打工子弟學校。和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一樣，周圍是大片的拆遷地。從這個地方到北苑城鐵站要經過一大片沒有柏油路的荒地。目前他的學校僅有200多名學生，這在打工子弟學校里規(guī)模不大。他對記者表示，辦學校的校長未必都懂教育，盈利是第一位的。正是因為大量農民工子女無法順利入學，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盈利空間。一些人從老家?guī)砹死相l(xiāng)親戚就開始辦學，資質很差。令他們頭疼的是拆遷問題，由于沒有合法的辦學資質，他們隨時有被取締的風險，一般來說，他們不會被取締，只有在這片需要征地的時候才會被轟走。對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來說，經營征地是創(chuàng)收，而留著這些學校則是負擔。在他看來，打工學校的師資力量也參差不齊，有的是有幾十年教齡的退休教師，也有從未有任何教學經驗的地方師范學校畢業(yè)的應屆生，還有一些是曾經的代課教師，由于無法轉正或工資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對于他們來說教書工作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流動很快，教學質量問題十分突出。

    在廣東東莞，外來務工人員約等于本地人口的5倍，接近1000萬人，地方公辦中小學滿足不了真正的農民工的需求，很多農民工還只能把子女留在家鄉(xiāng)讀書。有一部分農民工雖然把第二代帶在身邊讀書，但也大多只能進民辦中小學就讀。這里為農民工服務的民辦學校接近200所，但學校條件同公辦中小學差很多。公辦學校教師工資一年10-12萬元，而民辦學校教師工資一年僅2萬多元。收入如此懸殊，農民工子女所享受教育質量也必然與公辦學校造成巨大差距。

    2009至2010學年，深圳非戶籍學生56.8萬人，公辦學校只接納25.3萬人，不到一半。那些在非公辦學校就讀的非戶籍兒童，還要交納很高的學雜費才能入學，無法享受法律規(guī)定的免費義務教育。那些沒有進入公辦學校的非戶籍兒童，大多數(shù)不是不想進入，而是因為不能滿足很高的門檻而無法進入。在廣東，深圳號稱非戶籍學生就讀公辦學校的“門檻”最低，但也需要父母出示深圳房產證明等5種材料才可以入學。廣州、東莞等地情況也差不多。

    令人高興的是，上海已經取得了這樣的大進步。在上海，不但公辦學校降低門檻(只要兩個證件)，大力接納非戶籍兒童并實行免費義務教育，還通過政府出資購買服務的方式(政府撥款)，使絕大多數(shù)在民辦學校和民工子弟學校就讀的非戶籍兒童享受到了免費義務教育。這樣的舉措，不僅實實在在地推動了教育公平，也紓解著取消義務教育“借讀費”后的憂慮：經費投入保障問題、公辦學校教學資源緊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