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醫(yī)院里傳出小傳旺“病情好轉”的消息，即使“詐騙救妻”的廖丹獲得好心人的捐款退贓及從輕判刑，我們依然聽得到一聲聲發(fā)自心底的沉重嘆息。

　　連日來，兩位來自社會困難群體的人物的命運、兩樁悲情案件，讓人揪心痛心關心。13歲少年傳旺，經歷了母親離世、家境貧寒、輟學打工的艱辛后，因被成年工友“玩笑般”地用電動充氣泵從肛門處打氣，導致身體內臟器官嚴重受損;下崗工人廖丹，為給無醫(yī)保的妻子治好尿毒癥，在用盡積蓄與借款無門的情形下鋌而走險，連續(xù)4年私刻公章騙取醫(yī)保17萬元——他們的那種艱辛與無力感，無疑擊中了人們心中的愛與痛，也引發(fā)了叩問與深思。

　　而他們的悲情，根本上說，本可以避免。

　　就小傳旺而言，當他因家境貧寒而輟學打工時，當?shù)氐木戎鷻C構和學校為什么沒能及時救濟?企業(yè)用工明明不得招用“童工”，為什么企業(yè)可以置法規(guī)于不顧，而勞動監(jiān)管機構也沒能“火眼金睛”、及時發(fā)現(xiàn)?當少年被嚴重傷害生命垂危，為什么在救助的黃金時間里，看到的只是這個家庭的無力苦撐，直到媒體介入才引起社會關注?而對于廖丹，如果妻子在戶口所在地參加了新農合，他本可以不必在“救妻”與“違法”這道人生選擇題中犯難——但正如廖丹所嘆，醫(yī)保異地結算的手續(xù)過于繁瑣，病人經不起折騰。如果一項本可以給許多人以希望的政策，卻“用不起”，我們是不是可以讓這些制度在設計時就更人性化、更具有操作的方便性呢?

　　的確，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有待完善，救助體系還有缺陷，但最大的痛心其實并非暫時還“無”的那些制度與體系，而恰恰是“有”的東西，在不少時候“形同虛設”，沒能發(fā)揮好應有的效力。

　　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8億農民、2億多流動人口的發(fā)展中大國，筑起一道周密的社會保障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人們需要體諒這一過程的復雜與艱難，然而，更需有種“等不及”、“傷不起”的緊迫感。

　　事實上，作為困難群體生存狀態(tài)的一個縮影，傳旺與廖丹的悲情并不屬于個別。那些流落于街頭的孩子、缺失親情與愛護的留守兒童、成為傷害與被傷害案件中主角的未成年人，一次次擊痛我們，并警醒我們：能否把社會救助的步子邁得更大些?能不能在讓人們遭遇苦難時，找得到救助的通道也能夠被人及時地施救?

　　從一定意義上說，對貧弱者的態(tài)度，也是衡量社會文明的標志。只有用制度的護佑與社會的溫情讓那些悲苦人生變得溫暖起來，我們這個國家才會更加美好。